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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晓春:外资银行为什么没有成为鲶鱼

《刘晓春:外资银行为什么没有成为鲶鱼》全文共计: 6454 字,请耐心阅读!

编者按:

为什么二十年来,外资银行几乎无声无息,不要说是“狼”,连鲶鱼都不是。本来人们期待外资银行能在产品创新、管理理念、经营方式等方面,为中资银行起到的作用好像也似有若无……结合切身经历与细致观察,有着30多年金融从业与管理经银行家刘晓春从“规模的局限性、外资银行的市场策略与理解、决策机制”,以及国内“科技和创新能力的反转、中国市场认可度与人才因素”等六个方面全面分析,其结论并非想说外资银行如何不堪,而是指出了银行跨国经营存在的普遍现象;旨在说明何谓真正的对外开放——不仅是机构准入的开放,更要注重开放型市场的建设,让外资机构有施展能量的空间。

朋友问:“外资银行来到中国,这二十年来,为什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?”确实是这样,当初中国加入WTO,国内一片“狼来了”的声音,认为外资银行进来,必将颠覆中国的银行业。二十年下来,外资银行几乎是无声无息,不要说是“狼”,连鲶鱼都不是。本来我们期待外资银行的进入,能在产品创新、管理理念、经营方式、科技应用、人才培养等方面,为中资银行起到示范作用,但这样的示范作用好像也似有若无。

谈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表现,也可以先看看中资银行在境外的表现。我这里只是就自己的观感谈,不能代表中资银行在境外的全部。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,讲外资银行在中国,虽然有许多外资银行,各有自己的特点,但都在中国这个地域内;中资银行在境外,则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,很难讲全面。

中资银行当初出去,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还非常小,银行的国际业务量自然也很小。出去时,心里是忐忑的。首先碰到的问题是,客户在哪里?银行与其他行业不同。比如商品,高端市场不信任,可以以价格优势,往低端市场发展。银行如果不被信任,普通老百姓不会来存款。贷款也是如此,没有客户愿意与一家不被信任的银行成为主要合作伙伴。跨国经营的银行,如果不是发达国家的著名银行,一般都不会被信任。所以,大多数跨国的银行只能在当地的银行间市场和银团贷款市场做业务。真要做当地客户业务,大多数要靠收购当地银行来实现。其次就是人才。非英语国家和地区,这个问题尤其突出。有些国家由于宗教文化,往往很难雇到合适的当地人才,只能全部用外派人员,这样不仅成本高,进入当地市场更其困难。第三,当地文化、法律、市场运作、管理理念与中国大不相同,许多情况无法被国内总行所理解,许多规章制度不适应当地市场需要。不少在国内分行做得风生水起的领导,信心满满地来到境外分行,发现如被捆绑着根本动弹不得。最后,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对外资银行有形形色色成文不成文的约束,稍有不慎就会被监管处罚。

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,一般也会遭遇中资银行到境外的这些困难,但又有一些特殊性。必须说,任何国家对外资银行都会有一些或明或暗的限制与约束,外资银行在中国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,但据我有限的观察,中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与约束,在世界上应该是非常少的了。

第一,规模的局限性

市场占有率,就是一个规模问题。外资银行当初进入中国就是想大展身手的,但时机不巧。因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一连串金融风险事件,外资银行亏损严重,为了满足资本充足要求,不得不收缩海外业务。在海外,尽可能多拓展轻资产业务,比如做债券的牵头承销商,但不持有债券等。进入中国,设立法人机构,投入的资本金很有限;分行,受总行资本充足率的限制,资产扩张能力也不足。正是在这个阶段,中资银行则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。到如今,中国前20大银行已经连续多年在全球银行中进入前100家,四大行更是多年稳居全球前五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根本搅不起风浪。

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,分行业务与大多数国家对待外资银行一样,业务范围是有一定限制的;但作为独立法人的外资银行子行,是可以办理全面业务的,其牌照的价值,相当于我们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。但它们都没有赶上中国银行业这一波高速发展的潮流。外资银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,到2019年底只有5200多亿人民币,相当于最小的全国股份制银行的一半。

第二,外资银行的市场策略及对中国市场风险的理解不适应中国市场

应该讲,由于银行的特殊性,大多数银行到境外开展业务,不会全方位深入当地市场。大多数银行是为本国企业提供延伸服务,即为本国企业在所在国的企业提供服务,并没有想要占领多少本地市场。还有一些是在国际金融中心参与金融市场业务,包括银团贷款业务。欧资银行还做一些投行业务。

有部分外资银行到中国,是希望深入中国本地市场,当初或许有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野心。这些银行进入中国的时候,中国的银行业在它们眼里还很弱,管理落后、业务能力落后、业务创新落后、技术和系统落后、资产质量差、盈利能力弱、人才缺乏等。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国际上都认为中国的,国网英大集团保险公司电话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。

中国的银行是不是技术性破产,此处不论,当时非常困难是确实的。但中国银行业为什么如此困难?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很好的研究。中国银行业那时的困难,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,并不只是银行自身的原因。这本身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。而外资银行,包括许多国外专家,都是以一般市场经济的理念来看待中国市场的。最近二十多年来,我看国内外许多舆论都说,中国的银行业风险很大,原因是中国的银行业将大量贷款投放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、政府融资平台、影子银行等。他们认为应该更多的把贷款发放给产权明晰、效率高的民营企业。分析得对吗?很对。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些问题。但,他们错就错在这个“正确”上了。我有时与一些朋友开玩笑说,你们认为我们有风险的资产,这二十多年来,恰恰是我们银行的优良资产;你们认为应该投放的领域,恰恰是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。有风险的领域,外资银行当然就不能投放了。这些往往都是它们总行规定的,有些还不免有意识形态在作怪。它们认为安全的领域,在风险的识别和把控上,往往不如中资银行。在香港工作时,有一次与一位外资银行的老板聊。他说,他们在内地贷款都贷怕了,不敢扩大信贷规模了。算来算去,与其增加子行的资本金,还不如入股内地银行,分红率高,还没有资产风险,旱涝保收。最近了解了一下几家努力在中国拓展全面业务的外资银行,目前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贷款,也只占了贷款总量的30%左右。可见,基于这样的一种风险策略和客户策略,是很难打开本地市场的。

外资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的能力是要远远高于中资银行的,比如外汇买卖、债券交易、衍生品交易等。中国金融市场体量虽然大,但业务品种还很少,制度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,客户(包括银行自身)对金融市场业务的认识还不充分,可以说市场并不发达。外资银行虽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表现不错,但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大。当然,它们自身的体量也限制了它们在金融市场上的能量。

第三,决策机制不适应中国市场

大多数外资银行实行条线垂直管理,即使在中国设立独立法人的子行,亦是如此。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曾经也遇到审批效率问题,但总体上还是授权制,境外机构全面独立经营。原来感觉上外资银行的效率比中资银行高,但现在反过来了。原因大致如下:

1、外资银行条线管理,总行一般有专门的行业或地区审批人员,同时对境外机构所在国的客户策略明确(当初主要是本国企业在境外的独资或合资企业),审批事项由时限要求。所以,分支机构营销不会盲目,基本上都符合总行的要求,这样审批就比较快。中资银行对境外机构的业务和客户策略没有明确要求,全靠境外机构自己把握;同时总行也没有特定的审批人,不可能持续了解境外机构所在国的市场和风险特点,总、分行的沟通比较困难。所以,相对来说,那时是外资银行效率高。

2、现在,在中国的外资银行有150多家,,广东省养老保险许多外资企业规模巨大,并且外资企业的市场以中国为主,并不单纯依靠外资银行的服务,因此,外资银行更有拓展本地市场的欲望。虽然总行对客户策略和风险偏好明确,但脱离中国市场实际,即许多在华外资银行认为优质的业务,却不符合总行的准入条件。外资银行在中国要开展业务,许多业务的具体情况就需要与总行部门反复沟通。

3、随着巴塞尔协议的实施,银行的管理越来越规范,也越来越复杂,一笔业务已经不再是一个业务条线的单独垂直审批,每一层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制衡与审核或审批,而不同的审核条线还要进行上下沟通。这方面,外资银行可以说做得尤其规范和严格,也可以说是更加官僚化。比如法务,几乎所有的业务都会牵涉到法务。如果外资银行中国有一笔贷款业务,同级的法务就要审核,给出意见。到了总行,总行法务也要审核,有疑问,中国的法务就要与总行的法务进行沟通。中国的法律、政策、监管与国外有非常大的差异,我们在具体执行上也与国外有很大差异,这方面的沟通有时往往有如鸡同鸭讲。不要说中国,即使在香港,也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在香港时就遇到一个办公室租赁的情况,在香港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租赁合约,但外资行总部的法务就是不能通过,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明白。

第四,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反转

十五年前,无论是科技能力还是业务创新能力,外资银行全面领先中资银行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开始一波科技高潮,银行从应用计算机,到应用互联网。这个过程中少不了请外资银行的专家来做培训。记得大概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,他们在介绍银行网上主页的时候,中资银行的主页往往都是反面教材,版面丑陋、呆板,内容枯燥、乏味,长时间不更新。业务及管理方面,审贷分离、信贷工厂、五级分类等,中资银行都是那时引进的。但是,2005年以后,中资银行在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,借助整个国家经济和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势头,在科技投入和应用、业务创新方面狂飙突进,迅速超越外资银行。

在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应用方面,主要中资银行现在比大多数外资银行要先进。中国的大型银行核心系统已经更新了几代,但许多外资银行的核心系统还是在老系统上修修补补。这与他们的决策机制有关。外资银行要更新系统或开发一个产品,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,要精确计算投资回报和风险。这样研究来研究去,时间拖得很长,时机失去了,成本也增加了。中资银行往往只要客户有需求、市场有需求,做个简单测算就投入开发了。在中国的外资银行,因为规模小,资源紧张,许多决策还要总行同意,在科技投入上就更,新生儿保险一般一年多少钱加犹豫不决、捉襟见肘。

外资银行的决策程序,也制约了它的创新能力和创新速度。

在业务方面,外资银行总行的创新业务,往往并不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,而中资银行的许多创新业务模式,又不能被其总行所接受。

在中国市场上,有国有大行、全国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、农商行都有一些有市场影响力的创新,还有一些金融科技公司的创新,但几乎看不到外资银行有影响力的创新。

第五,中国市场和客户对外资银行的认可度有限

中国市场和客户,最初对外资银行是怀着崇拜的心情的,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国际大行。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,影响了中国市场和客户对外资银行的认可度。

一是,外资银行并不都是著名的大行。进驻中国的150多家外资银行中,有许多对中国人来说并不著名,还有许多是非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银行。我前面说了,银行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,客户的信任是关键。信任的背后,一方面是银行自身的实力,更重要的是银行背后的国家实力。中资银行在国外深入当地市场困难,也与此有关。虽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,中国大型银行都是世界最大的银行,不过在人家心目中,中国是有钱,但还不是发达国家。他可以接受你的商品,但不能信任你的银行。

二是,这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企业也高速发展,外资银行的规模根本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,还包括前面说到的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。

三是,外资银行繁琐而规矩的办理业务方式,让中国客户从感到神秘、高贵转变为厌恶。还有各种昂贵的收费,同样让习惯于享受免费或低收费服务的中国客户难以持续消受。

四是,理财产品的大面积亏损,彻底击溃了中国客户对外资银行的迷信。

第六,人才因素

外资银行对员工入职的要求很严格,有非常完善的培训机制,所以,整体上,外资银行的人员素质都是非常好的。但就像中资银行到国外一样,由于种种原因,高素质的人才却并不适应当地市场。

机构到境外,人的可信问题就更重要。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,管理层一般都是外派的,后来考虑到要做当地业务,必须能融入当地社会和市场,就强调本地化,在管理层中配备一到两个当地人,业务部门主管以当地人为主,但人力资源部门等一般还是外派人员。

外资银行到中国,首先因为觉得自己先进,其次是信任,所以管理层开始都是派老外,适当配华人副手或业务主管,包括港台同胞。后来是派华人或港台同胞。原因是,老外无论是语言、背景,都无法融入中国市场。再后来是派最近三十年来出国学习工作的中国人。这些人,虽然是华人或中国人,但长期在国外学习、生活、工作,思维习惯、工作方式、业务认知等,同样不适应中国市场。他们之所以被总行信任,正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习惯、工作方式、业务认知与总行,海宁养老保险查询是相同的。即使其中有些人了解中国市场,能适应中国市场,他也没有能力把这些认知灌注给总行。

外资银行来中国,当然需要本地员工,最初一般是以招应届毕业生为主,经过严格培训后上岗。因为他们觉得在中资银行工作过的人,习惯已经形成,不适合到外资银行工作。从中资银行招人,一般是两类人:国际结算业务(包括代理行业务、国际清算业务)、资金交易业务。这两类人相对来说与外资银行更能对上眼,因为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与外资银行打交道。这两类人虽然也与客户有接触,但一般都是事务性、专业性的,并不是市场性的工作,也就是说,他们对中国的市场并没有直接的感受。这些人与中资银行外派人员不同,他们总是认为外资银行在所有方面都比中资银行先进,形成了自身的一个圈子。也因此有一个现象,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员工跳槽,一般都是在外资银行之间跳槽。现在外资银行管理层中,也有一些是这些人中培养起来的。

外资银行总行派驻人员中,还有一类是业务骨干,比如部门主管,交易经理等。但由于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规模小、业务笔数少、业务品种单一,中国金融市场业务种类少、市场不活跃,时间长了,他们感觉会与国际市场脱节,自己的业务能力下降,因此不愿意长期呆在中国。也就是好的境外人才留不住。,人寿保险包括哪些中资银行外派人员也有这个问题,长期在境外分行,与国内市场脱离,能力提升慢,同时因为境外机构规模小、职位少,往往还失去提拔机会。

以上这些分析,不是说明外资银行有多么不堪,只是说明银行跨国经营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外资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、业务模式创新、员工培训与管理、内部流程管理、协同管理与营销等许多方面,依然是中资银行需要长期认真学习的。其次,也想说明,并不是只有当外资银行在中国把中资银行干趴下了,才算银行业对外开放做到位了,这不是开放的目的。外资银行在中国能做到什么程度,中国的开放程度是一方面,它们自身的经营策略和能力是更主要的方面。没有必要搞“优待贵宾”式的对外开放。最后,对外开放,不仅仅是机构准入的开放,更要注重开放型市场的建设,让外资机构进来有施展能量的空间。

(作者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、浙商银行原行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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